雷竞技RAYBET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·波尔丁在1966年提出“循环经济思想”,如果把地球比作宇宙飞船,那么在这个封闭系统中的经济与环境并非线性关系,而是循环关系。
“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,没有真正的废弃物。”循环经济以多赢的方式解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冲突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的经济坐上了高铁,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。但随着“低碳”“循环”不断被写进政府报告,二手服装、塑料瓶再生等行业快速发展,循环经济浪潮也越来越近。
比如,他的肯尼亚客户曾告诉他,肯尼亚有5400万人口,其中几百万人都在二手衣服行业谋生,占该国劳动人口近10%;他走访非洲某国市场时,得知该国有10%的人穿得起新衣服,50%的人消费得起二手衣服,剩下40%的人连旧衣服都买不起;非洲消费者喜欢中国的二手衣服胜过欧美、日韩的,原因是中国人的衣服尺码比欧美人小,衣服样式比日韩的花哨、鲜艳,也更具性价比。
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(UN Comtrade Database)的统计,2021年全球二手服装总出口额超54亿美元。全球综合数据资料库Statista的数据显示,到 2030年,全球二手服装市场的价值预计将达到840亿美元。
快速增长的国际二手衣服贸易里,中国二手服装企业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。2016年,中国的二手衣服出口额为2.18亿元,位居世界第五名。2020—2021年期间,中国的二手衣服对非洲出口增长了123%,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一名。中国也取代西方发达国家,成为非洲、东南亚等地区二手服装市场的第一大供应商。
李文财所在的公司,是国内最大的二手服装出口企业格瑞哲集团。去年,他们公司的二手衣服出口额达2亿多元,其中大部分销往了非洲。
在二手衣服进入国际市场之前,它并不具备商品价值。它是被原主人淘汰后,经过专业分拣公司消毒、整理、打包,重新赋予其商品属性,然后流通至国际市场,甚至在当地形成特有的二手服装消费与文化。
然而多年来,二手服装的价值被不同的文化、政治立场、价值观、商业逻辑反复定义。有人认为这是在向欠发达国家输入垃圾,也有人认为二手服装行业给了非洲人民更多低成本的选择,让他们把极有限的收入用于医疗、教育等。从价格和潮流趋势上讲,他们对二手衣服,也并非是被动地接受。
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,在铁皮棚搭起来的一望无际的二手服装市场,十几岁的小伙子库特眼睛一亮,从衣服堆里抽出一件衣服,果然是印着数字“24”的篮球衣。但球衣的尺码是“XXXL”,精瘦的年轻人平时穿“L”码衣服,把球衣套在身上,像小孩子偷穿了大人的衣服。
库特还是兴冲冲地花钱买下了球衣,“科比是我的偶像”,他笑着对站在一旁的李文财说。买下衣服的库特跑到隔壁的裁缝市场,冲裁缝大妈比划着讲了几句,只见大妈拿起剪刀,“咔擦”一划,将衣服两侧的布料分别剪掉一块,然后开始缝合。“XXXL”码的球衣,在几分钟内变成了“L”码。
“他买这件衣服只需要五六元钱,找大妈改尺寸只需要几角钱。”李文财说。男孩买衣服的摊位,是格瑞哲的下游分销商经营的。几个小时前的凌晨,球衣混在一堆二手衣服里,乘着货轮靠岸。
发货前,格瑞哲在非洲的多个代理商会向他们下订单,订单的计量单位是“吨”,“有人要一吨牛仔裤,有人要两吨T恤”。
一包包被压缩成方块的衣服,分给了格瑞哲在非洲的多个代理商。代理商将货拉回各自的仓库,他们的批发商也早早地等在门口,经过两三次批发商转手,包裹会到达各个城市、乡村的二手服装市场或商场。
李文财每年都会到非洲考察市场,他也会跟着包裹一路观察,到达二手服装市场往往已经是下午了。批发商将衣服带回自己的档口时,零售商都已经聚集在那里,等着“抢货”了。
正式“开包”前,批发商会将包裹划开一个口子,零售商有短暂的几十秒时间,拿着手电筒快速查看包裹里的衣服,眼神迅速扫过一件件衣服,记下他们的“目标”。随后,批发商麻利地割开包裹上的带子,将衣服全都倾倒出来,大家一拥而上,推搡咒骂着争抢他们眼里的“高货”。
抢到衣服后,零售商再向批发商结账,剩下无人问津的衣服,则被重新打包,分销到广袤的农村。在那里,这些衣服会再次经过开包、争抢,找到它的新主人。
在售卖前,市场上的清洗工会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,然后熨烫整齐,该补扣子的补扣子,该换拉链的换拉链,有些“高端货”会单独装袋,与新衣服无异。
这些二手衣服大多都贴有格瑞哲的品牌标签,在经过回收、分拣、整理、消毒后,二手衣服彻底剥离了前一任主人的气息,成为新品牌。
对大多数非洲人民来说,穿二手衣服并不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,因为“大家都在穿”。大部分非洲人民的月收入是50—100美元,而通常一个非洲家庭都有多个子女。微薄的收入,几乎都用在购买食物上了雷竞技RAYBET。
李文财调查非洲市场时,曾对比过多个非洲国家的二手衣服与新衣服的价格。一件质量不错的T恤,二手售价多为5—10元,而同样质量的新T恤价格要翻几倍。国内有自媒体博主拍摄其在非洲二手服装市场逛街的视频,一条厚实的工装裤,砍价后只需要15元就能到手。
除了价格外,潮流趋势也是非洲人民选择二手衣服的原因。李文财经常见到年轻人到二手摊位上挑选时尚花哨的衬衫、裙子,“花几元钱,就能解决派对的服装问题了”。
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,有很多骑着三轮车回收二手衣服的人。在旧衣回收体系里,这类人被称为“散户”,他们只需要一间库房,一辆三轮车,一两万元现金就能开干。“散户”的上游是经销商、代理商,代理商的上游是格瑞哲这类二手衣服分拣出口企业。
除了线下回收,格瑞哲在全国还有3万个自营回收箱,为公司带来20%的旧衣服。他们也通过支付宝、闲鱼等互联网平台回收,还有很多服装品牌会购买格瑞哲的再生面料,生产“再生服装”。他们也会定期与高校、社会组织合作,开展讲座的同时回收旧衣服。这些卖掉旧衣服的用户,都会得到相应的“环保金”,以及蚂蚁森林的权益。
格瑞哲在广州、山东开了3家工厂,600多名工人每天的工作是分拣、整理、消毒、打包。在回收环节,他们是“应收尽收”,“不是说这件衣服破了烂了,我们就不要,这不符合我们的环保理念。”
这为分拣环节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第一步,工人们会挑选出“能穿的”“不能穿的”衣服,能穿的标准是六成新以上,并且没有破损、污渍等瑕疵。
在“能穿的”衣服里,工人们需要给每件衣服分类。分类的过程像一颗大树的生长,每个枝干上都会长出许多细枝。
比如先将所有的衣服分成上衣、裤子、外套、包包、鞋子等,然后在裤子里分出牛仔裤、棉裤、短裤、长裤,在牛仔裤里分出男士、女士牛仔裤,继而细分“破洞裤”“小脚裤”“薄牛仔裤”“喇叭裤”等等。材质也是细分的维度,羽绒、羊毛、棉、涤纶……sku(最小库存单位)与市面上的新衣服类似。分拣好的衣服经过熏蒸、紫外线消毒后,会被液压机压缩,最终打包装上集装箱。
那些不能穿的衣服,有些被卖给下游企业做工业原材料,有的在格瑞哲的技术研发下,成为新布匹、新材料。
中国花了很多年,建立了旧衣回收的循环体系。其中很大一个难题在于,如何让“不能穿的”二手衣服“循环起来”。格瑞哲成立了12年,曾经在这条路上差点倒闭。
2010年,“80”后小伙子郭松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大学。他在军训后将同学的军训服回收过来,卖给外部培训基地,赚到的钱当作社团的活动经费。第一桶金,他赚了几万元。
后来他又组织社团回收学生日常穿的旧衣服,将旧衣服卖给回收公司。得到的收益一部分捐给西部的贫困人民,一部分支撑他的回收项目。那几年,郭松所在的学校成立了一个高校联盟,后来即便是他毕业了,项目也得以在学校传承下去。
2012年前后,国内的二手衣服行业刚刚起步,“真正有能力完成回收、消毒、销售的公司可能只有几十家”。郭松和同学合伙创办了工厂,踩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回收,也与全国各地的回收商合作。
成立公司的第一年,郭松和团队回收了2000吨二手衣服,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销往海外市场。到2014年李文财加入团队时,他们每年能回收处理1万—2万吨衣服,“当时办公室里只有三五个人”。之后两年,公司发展迅速,团队也完整地建立起来。
整个旧衣回收体系分为回收端、处理端、销售端、再生产端,形成一个资源循环系统。国内的二手衣服相关企业,大多只涉及了其中一两个环节,而郭松和团队的目标是打通全链路。
2017年,由于国内的回收乱象,不少公司打着慈善、公益的名义,回收旧衣卖给行业内的公司牟利,导致居民对旧衣回收的信任感骤降。另外旧衣回收商“以次充好”的现象频出,也导致利润下降。
于是,格瑞哲开始在回收端做扩张,投入了很多资金打造属于公司自身的回收网络,但他们高估了国内市场的成熟度,两年多时间亏损了2000多万元。
扩张回收端的同时,他们又花了大量资金,投入“再生产端”,研发新材料。在他们所有的旧衣库存里,有60%的衣服是“能穿的”,还有40%的衣服是“不能穿的”。过去,他们将“不能穿的”衣服卖给了加工工厂,做工业原材料,“但也不能永远只卖给他们”。
近三年时间,公司的重心都放在了“如何有效地开发那些不能穿的衣服”。建工厂、买设备、招人才,大步大步地向前迈进。然而,技术是研发出来了,他们能把旧衣服做成汽车隔音棉、保温棉、工业擦机布、拖把、劳保手套、新衣服原材料等等雷竞技RAYBET。
“但多往前走一步是‘先驱’,多往前走了太多步,就是‘先烈’了。”团队内部回忆那几年时,经常自嘲他们是“成功最多的公司,也是失败最多的公司”。用旧衣服做成的材料,由于没有销量,导致成本居高不下,自然没有客户买单。那几年,国内也没有专门用二手衣服研发新材料的公司,市场对这种新材料接受度很低。
两年多时间,格瑞哲就亏损了3000多万元,“团队人员流失非常严重”。后来他们收敛羽翼,撤回北方的回收网络,又花了一两年时间,将新材料的生产外包给合作工厂,降低成本,同时慢慢等待市场的觉醒。
2020年开始,国家大力扶持二手服装产业,鼓励企业搭建旧衣回收循环体系,郭松和团队,便也迎来了高峰时刻。去年,他们公司的二手衣服销售额达到了2亿多元。
中国的二手服装在国际市场上是后来者居上。据联合国官网贸易数据显示,2009年开始,才有中国的企业往国际市场出口二手衣服。2010年,“珠三角”出现了很多二手衣服的分拣、打包工厂。郭松和团队进入二手衣服行业,也正是这一年。
到2021年,非洲二手衣服进口额达18.4亿美元,其中来自中国的有6.24亿美元。只用了十年时间,中国的二手服装贸易便从零起步,超越了欧美国家在非洲几十年的积淀。
中国人口众多,服装样式丰富,潮流紧跟市场。欧美、日韩等国已发展至低欲望阶段,整体服装风格偏素。而中国人的衣服“够花”,更符合非洲消费者的喜好。
出乎李文财预料的是,中国人的衣服尺码,也更合适非洲人。“欧美人近些年肥胖人群增多,衣服尺码都太大,而非洲人看上去人高马大,但因为生活条件有限,普通民众的身材都很精瘦。”
其实,中国大部分二手衣服的零售价,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价格低,“因为大家都喜欢,所以有溢价空间”。网上热议的“美团”“饿了么”“校服”在非洲二手服装市场的确存在,但并不如网友所说的“只要有中国字,非洲人就爱穿”,“是因为这类衣服耐磨,他们工作需要”。
新冠疫情爆发的那两年,中国的二手衣服在国际市场上增长非常迅速,郭松的公司也在那几年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二手服装贸易企业。公司60%的二手衣服都出口到了非洲,“东南亚市场也非常大”,一些高端礼服、裙子等二手衣服,则销往了欧洲。
庞大的代理、分销、零售网络雷竞技RAYBET,加上为二手服装产业而生的清洗、缝纫、搬运等环节,为非洲人民带去了大量就业岗位。
但摆在郭松和团队面前的,仍然有很多问题。国内的二手服装市场发展迅速,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随之出现。从整体来看,如今仍属于“行业乱象”的阶段。一个直观的表现便是,“二手衣服是没有标准的”。
格瑞哲的二手衣服会贴品牌标签,他们会将每一包衣服的价值,稳定在一定标准内,“比如一个大包里,既有价值高的衣服,也有平价衣服,但基本不会出现不能穿的衣服雷竞技RAYBET。”这就能保证,代理商拿到衣服后,经转手后能赚到钱,进而也能提升品牌在非洲的形象。
这两年,团队经常能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接到慕名而来的订单,有人拿着他们的标签,找了很久才联系上他们。一个曾在广州帮格瑞哲做翻译的肯尼亚小伙子,在疫情期间回到非洲,成为格瑞哲在肯尼亚的代理商,靠倒卖二手衣服,小伙子两年后在肯尼亚盖了别墅。
实际上,做到标准化,是需要多付出大量成本的。郭松的公司为了“合规化”,运营成本比同行高出很多,但他们在公司管理流程上做了很多节省成本的尝试。他们也成了国内闲置纺织物资源处理行业标准的制定者。
但在利益面前,无序竞争占了上风,加上二手服装产业的附加值太低雷竞技RAYBET,利润微薄,供需关系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,“每个环节的参与者,都在互相博弈”。
这也导致很多出口到国外的二手衣服质量参差不齐。“什么是七成新,什么是八成新,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定义。”李文财透露,大多公司只做部分品类,只参与某一个环节,出于利润考虑,这样没错,但从循环链条来看,又似乎不够。当行业发展成熟后,合规是必须要做到的,从长远来看,反而更有利于公司的发展。
对于每年都要出国考察的李文财来讲,看到来自中国的质量好、品质好的二手衣服穿在别人身上,才是让他最自豪的时刻。